东德秘密警察一名前官员因50年前在柏林边境谋杀一名波兰消防员被判处10年监禁。
1974年3月29日，现年80岁的马丁·诺曼（Martin Naumann）近距离开枪击中Czesław库库兹卡的背部，当时库库兹卡正走向这个分裂城市的一个过境区一系列管制站的最后一个，他被告知他有一张逃到西柏林的免费通行证。
库库兹卡之死的真相从未向他的家人透露过。相反，几周后，他的火化遗体被放在骨灰盒里送给了他的妻子艾米莉亚（Emilia），之后他的家人在波兰南部为他举行了私人葬礼。
多年后，一位钻研国家安全部（MfS）或史塔西（Stasi，东德的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历史的历史学家，凭借顽强的研究技巧，才揭开了此案的细节。
Stefan Appelius在前史塔西（Stasi）的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枪击事件以及随后试图掩盖此事的文件，并追踪到了库库兹卡在波兰的家人。他们提醒波兰司法部门注意此案，后者于2021年对诺曼发出了欧洲逮捕令，这给德国调查当局施加了压力，要求在数十年无所作为之后重新审理此案。去年10月，诺曼被控谋杀。
直到2016年，专门将诺曼与杀戮联系起来的细节才浮出水面。当时，斯塔西（Stasi）官员在该政权垂死的日子里，为了掩盖其活动而粉碎的文件，被专门制造的数字拼图机拼凑在一起。
来自莱比锡的诺曼曾多次否认对他的指控，他是首批被控谋杀而非过失杀人罪的前东德官员之一。检察官要求对他判处12年徒刑，强调了这一杀人事件“特别危险”的特点，即库库兹卡被枪杀时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自由。
法庭听取了Kukuczka是如何进入波兰驻东柏林大使馆，要求允许他前往西德的。Kukuczka今年38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来自波兰南部克拉科夫附近的山村Kamienica。他曾威胁说，如果他被拒绝，他将引爆一枚假炸弹，并声称将炸毁大使馆和其他建筑物。
历史学家菲利普Gańczak和汉斯-赫尔曼·赫特尔（Hans-Hermann Hertle）的研究发现，大使馆工作人员联系了史塔西，告诉他们库库兹卡的威胁。在明显与大使馆的勾结下，史塔西官员来见波兰人，给了他出境签证和5个西德马克，开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弗里德里希straße边境点。当库库奇斯卡以为自己很快就会重获自由时，斯塔西官员却接到命令，要把他“变成无害的人”，这是一种通常用于杀害政治对手的委婉说法。
在库库奇斯卡越过三个控制点中的两个后，躲在车站战略设置的屏风后面的瑙曼从大约2米远的地方开枪击中了他的背部。
根据史塔西对该事件的报告，“行动部队”在下午3点左右成功地“使[库库兹卡]变得无害，而没有引起其他外出旅客的特别注意”。
库库兹卡的女儿在父亲去世时才18岁，她的律师称诺曼是导致杀戮的“指挥链中的最后一环”，但最终是他执行了命令，法庭审理了此案。
诺曼的律师安德里亚·利布舍（Andrea Liebscher）坚称，她的当事人是无辜的，没有证据表明是他开枪的，也没有证据表明这起杀戮可以被视为谋杀，而不是过失杀人。过失杀人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她说，库库兹卡发出了炸弹威胁，他不是无辜的一方，“必须预料到当局会用武器进行干预”。
在法庭上，诺曼通常戴着一顶黑色灯芯绒帽子，穿着运动鞋，手里拿着一份办公室文件遮住脸。据描述，他在莱比锡郊区过了几十年安静的退休生活，直到2016年他的过去让他陷入困境。他只说了一次，以确认自己的身份。
在提供证据的人中，有三名领取养老金的人，当时他们是青少年，正在从西德到共产主义的东柏林进行学校旅行。65岁的佩特拉·L （Petra L）是黑森州的一名退休教师，她回忆说，在东柏林度过了“典型的一天”，然后和同学们一起穿过边境管制，从戒备森严的弗里德里希straße站地下隧道返回。她说，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引起了她的注意。“这很奇怪，因为我们是在地下。”她在法庭上讲述了这名男子如何拔出手枪，向一名拿着公文包从他身边经过的男子开枪，并回忆起她周围的人“震惊地用手捂住嘴”。
“突然间，之前没有的门打开了，穿着制服的人出现了，封锁了通道，”她说。
在审判的场外，Gańczak说，虽然共产主义波兰当局和他们的同行东德（GDR）曾试图掩盖谋杀，但他们在如何呈现它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虽然波兰方面想让库库兹卡看起来是自杀，但民主德国并不同意……根据他们准备的一份简短版本，在过境处发生了一起事件，导致库库兹卡被杀。”家属不允许再问更多的问题。”
在一个版本中，库库兹卡据说携带了武器，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他声称自己携带的炸药并不存在。
Kukuczka被送往Berlin-Hohenschönhausen的斯塔西监狱医院，尸检显示，他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与近年来一些与大屠杀有关的审判一样，这次审判也被记录下来，这反映了它的历史重要性。
库库扎的家人，包括他的妹妹和他现年68岁的女儿，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他们父亲的计划。据传闻，他渴望在佛罗里达生活。
据估计，有140多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的过程中丧生。柏林墙在1961年至1989年间将柏林一分为二。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东德官员和边境警卫因这些死亡事件而面临起诉，他们大多被控过失杀人罪。
级别更高的官员经常逃脱法律制裁。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曾在1957年至1989年期间担任斯塔西（Stasi）的负责人，对他的审判屡遭失败，直到1993年，他因1931年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谋杀两名警察而被判处6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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